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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鲁井坪烽火台
担子山上的烽火台
古堡新伴(泉子坡烽火台
小路庄村的烽火台
店梁村的烽火台
交界村的烽火台
白辛庄的烽火台
担子山上的烽火台(冬)
担子山上的烽火台(春)

西水界埔上村的烽火台
大路庄境内的烽火台
广武汉墓上的烽火台

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《军事天地》栏目在杀虎口采访

杀虎口, 在朔州市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处,它曾以重要的军事地位而驰名遐迩。《朔平府志》载:“长城以外,蒙古诸蕃,部落数百,种分为四十九旗……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耍冲也,其地在云中之西,扼三关而控五原,自古称为险要。”它又以重要的交通位置著称于世,当京包铁路未开通之时,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衔要道。它还以众多的人口,兴隆的商业,发达的文化,星罗棋布的古迹而远近知晓。因此,古人称:东有张家口,西有杀虎口。杀虎口坐落在古长城脚下,是山西与内蒙两省三县交界处,一过长城便是内蒙古境地,距凉城县30公里,经和林县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80公里。杀虎口从地域上分杀虎关、杀虎堡和栅子外三部分,占地约4平方公里,东靠塘子山,西傍大堡山,北依雷公山,外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,像半月形把杀虎口围在其中。在东西山岭相对的两侧,坡陡壁立,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,形成一条长3000米、宽300米的狭长走廊,构成天然关隘,地势十分险要,杀虎口之历史最早可上溯到2000多年以前,春狄、战国时期就有人居住,名参合径,亦称参合口,秦、汉、隋时沿用此名。唐时更名白狼关,宋时改叫牙狼关。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南侵,明王朝发兵抵御和征伐,多从此口进出,便将该口更名为杀胡口。清乾隆年间,为缓和民族矛盾,将“胡”改为“虎”。从此杀虎口一直沿用至今。


       杀虎口在我国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,设置防御。明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,建城筑堡。万历二年(1575年)用砖包筑整个堡墙,方圆二里,高三丈五尺,只设南门,在西城墙和南门外分别设铁炮三门。期间还进行了扩建,兵道张维墙关于建造杀虎口新堡评议中说:“杀虎口本开市要地,每日来往行人蜂聚城堡,为确保城堡安全,名日‘平集堡’。周二里,高下与旧堡等,中建商店,内外交易。又于两堡中,门东西筑墙,将新旧两堡连环为一,前后左右开门,东西南北四道,周围五百四十丈。”新旧两堡唇齿相依,骑角互援,北面通往关外有栅子门紧连长城的城头堡,常设官兵驻守,栅子门白天开放,夜间宵禁,形成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势,据记载,明王朝为严守此关,设守备一员,旧堡把总一员,新堡团总一员,新、旧两堡共有步兵1040,骑兵152名。清初将以上官军裁减,改设操守一员,守兵l00名。康熙三十年(1691年),兵部会议及山西巡抚叶疏称:“大同隍为邻边重地,而重地之中,唯杀虎口为重要。”令调宁武副将一员移住杀虎口,设中军守备一员,改千总二员,把总二员,同时抽调偏关营千总一员,宁武营把总二员,改充杀虎口协助千总把总,兵力增加到5000名,分马兵二营,步兵八营。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,将步兵800名改为马兵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,增设满汉官兵即章京二员,笔帖式二员,披甲40名,协助原绿营兵巡防镇守。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,添设管辖六路即宁武、平鲁、偏关、老营、河保、水泉等,设马兵1200名,步兵500名,守兵300名,共计马、步兵2000名。同年五月,又将马兵减为500名,步兵减为350名,守兵减为150名,经过这次缩减,马、步兵计有1000名。为操练兵将,还在堡西南设教场一处,周围约二里。教场内设演武厅三间,卷棚三间,将台一座。

杀虎口堡闷楼

       为加强对杀虎口的管理在清代的时候,设置了户部抽分署、协镇署、笔帖式署、驿传道署、巡检司署、中军都司署。《朔平府志》载:“杀虎口直雁门之北,众嶂重叠,崎路险恶,数水交汇,绾毂南北,自古传为要塞,周伐检犹(北方游牧民族),秦汉伐匈奴,唐伐突厥,宋伐契丹,明伐蒙古……”北方的多次战役,不论是当时的封建王朝出征,还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,多将杀虎口选为进出口。明嘉靖六年(1527年),蒙古部落酋长俺答拥骑兵十万入侵杀虎口。嘉靖八年(1529年)人侵大同、应朔等处。嘉靖十九年(1540年)七月再次人侵杀虎口,杀伤甚多,当时敌兵携带铁浮图、马具、铠刀、矢锤等武器,势如破竹,直抵太原、平遥、介休、潞安等地,侵占十卫三十八州县,明朝守兵腐败无能,望风披靡,不敢应战。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,俺答再次从杀虎口入侵,极大地威胁明王朝。清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,厄鲁特部落噶尔丹发动叛乱,康熙亲自率兵平叛,命右玉抚远大将军费杨古和大同总兵康调元。杀虎口协镇卫元会统率满汉官兵出杀虎口,登天山,过瀚海,直达昭莫多地区,围歼噶尔丹,敌部将丹本巴哈叶哈率众投降,噶尔丹只身逃跑。《朔平府志》记载,这次北伐归来,为歇息兵马,“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廿日,西征厄鲁特噶尔丹……十二月初七由归化城入口(杀虎口)驻九龙湾(令杀虎口西九龙桥西湾)”。康熙三十六年,费杨古等人将噶尔丹围困在狼居胥山(今内蒙五原县西北狼山一带),噶尔丹举剑自刎,这场叛乱终于平息,悠久的历史,无数的战例,可以看出杀虎口不仅是历代王朝北伐的前沿阵地。而且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内地的重要咽喉。

       明末清初,杀虎口成为中原与塞外的经济贸易中心,吸引了众多客商频繁往来,边陲重镇格外繁华,当时新、旧堡店铺林立,集市兴隆。据记载:民国元年,甘鹏云出任杀虎口监督七个月中,征收税银八万三千两,所以杀虎口有“日进斗金斗银”之说。随着商贾云集,一度时期杀虎口人口骤增,诵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材。据一些人辑录,明、清时出过七名翰林学士,两名将军,五名举人,民国年间考入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就有二十六名。一度时期,曾有“北有杀虎口,南有绍兴府”的口头禅。

杀虎口堡南门

 

杀虎口堡北门

      随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杀虎口又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,明、清两代共建筑各种庙宇五十余座。旧堡有玉皇阁、真武庙、吕祖庙、火神庙、观音庙、三清阁、白衣寺、奶奶庙、财神庙、十王庙、城隍庙等。第一个城门上有文庙,瓮圈里有关帝庙。第二个城门上有文庙,城门西三皇庙,最前一个城门上有三宫阁。中央有大王庙、马王庙、岳王庙,对面二郎庙。新堡有文昌阁、观音庙、五道庙、土地庙。东门外有水泉庙、东月庙,南梁上有茶坊庙,营坊街有北岳庙,场路坡有勒马庙,教场沟有三贤庙,栅于外有喇嘛召庙等。这些精巧殿宇构成了杀虎口宏伟的建筑群,说明了杀虎口经济、文化之发达昌盛。岁月流逝和历史变迁,杀虎口几经风雨和战争劫难,而令面目皆非,但它作为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关口和内蒙、山西之间交通要道,仍吸引着大量研究历史的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、旅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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