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虎口， 在朔州市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处，它曾以重要的军事地位而驰名遐迩。《朔平府志》载：“长城以外，蒙古诸蕃，部落数百，种分为四十九旗……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耍冲也，其地在云中之西，扼三关而控五原，自古称为险要。”它又以重要的交通位置著称于世，当京包铁路未开通之时，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衔要道。它还以众多的人口，兴隆的商业，发达的文化，星罗棋布的古迹而远近知晓。因此，古人称：东有张家口，西有杀虎口。杀虎口坐落在古长城脚下，是山西与内蒙两省三县交界处，一过长城便是内蒙古境地，距凉城县30公里，经和林县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80公里。杀虎口从地域上分杀虎关、杀虎堡和栅子外三部分，占地约4平方公里，东靠塘子山，西傍大堡山，北依雷公山，外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，像半月形把杀虎口围在其中。在东西山岭相对的两侧，坡陡壁立，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，形成一条长3000米、宽300米的狭长走廊，构成天然关隘，地势十分险要，杀虎口之历史最早可上溯到2000多年以前，春狄、战国时期就有人居住，名参合径，亦称参合口，秦、汉、隋时沿用此名。唐时更名白狼关，宋时改叫牙狼关。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南侵，明王朝发兵抵御和征伐，多从此口进出，便将该口更名为杀胡口。清乾隆年间，为缓和民族矛盾，将“胡”改为“虎”。从此杀虎口一直沿用至今。

杀虎口堡闷楼

为加强对杀虎口的管理在清代的时候，设置了户部抽分署、协镇署、笔帖式署、驿传道署、巡检司署、中军都司署。《朔平府志》载：“杀虎口直雁门之北，众嶂重叠，崎路险恶，数水交汇，绾毂南北，自古传为要塞，周伐检犹（北方游牧民族），秦汉伐匈奴，唐伐突厥，宋伐契丹，明伐蒙古……”北方的多次战役，不论是当时的封建王朝出征，还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，多将杀虎口选为进出口。明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，蒙古部落酋长俺答拥骑兵十万入侵杀虎口。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人侵大同、应朔等处。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七月再次人侵杀虎口，杀伤甚多，当时敌兵携带铁浮图、马具、铠刀、矢锤等武器，势如破竹，直抵太原、平遥、介休、潞安等地，侵占十卫三十八州县，明朝守兵腐败无能，望风披靡，不敢应战。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，俺答再次从杀虎口入侵，极大地威胁明王朝。清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，厄鲁特部落噶尔丹发动叛乱，康熙亲自率兵平叛，命右玉抚远大将军费杨古和大同总兵康调元。杀虎口协镇卫元会统率满汉官兵出杀虎口，登天山，过瀚海，直达昭莫多地区，围歼噶尔丹，敌部将丹本巴哈叶哈率众投降，噶尔丹只身逃跑。《朔平府志》记载，这次北伐归来，为歇息兵马，“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廿日，西征厄鲁特噶尔丹……十二月初七由归化城入口（杀虎口）驻九龙湾（令杀虎口西九龙桥西湾）”。康熙三十六年，费杨古等人将噶尔丹围困在狼居胥山（今内蒙五原县西北狼山一带），噶尔丹举剑自刎，这场叛乱终于平息，悠久的历史，无数的战例，可以看出杀虎口不仅是历代王朝北伐的前沿阵地。而且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内地的重要咽喉。

明末清初，杀虎口成为中原与塞外的经济贸易中心，吸引了众多客商频繁往来，边陲重镇格外繁华，当时新、旧堡店铺林立，集市兴隆。据记载：民国元年，甘鹏云出任杀虎口监督七个月中，征收税银八万三千两，所以杀虎口有“日进斗金斗银”之说。随着商贾云集，一度时期杀虎口人口骤增，诵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材。据一些人辑录，明、清时出过七名翰林学士，两名将军，五名举人，民国年间考入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就有二十六名。一度时期，曾有“北有杀虎口，南有绍兴府”的口头禅。

杀虎口堡南门

杀虎口堡北门